医患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对患者情绪状态的感受或敏感程度。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增加与医生的共情有关，共情能够减少不当行为投诉、改善患者满意度及医疗预后。

一些研究对医学生在医学培训期间共情能力的下降做了记录，其中波谷被认为发生在医学院校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之间，当学生开始接受临床训练、而共情交流至关重要之时。然而，芝加哥大学社会神经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对医学培训过程中共情下降这一寻常观点进行了质疑。

该项研究指出了共情两个方面（认知共情与情感共情）的相互作用。“认知共情是认识和理解另一个人的经验、沟通和确认这种理解、并以适当和有益的方式行事、而不必分享他人情绪的一种能力”，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教授、研究的首席作者Jean Decety表示，“而情感共情是指融入他人的情绪，感觉他人的感觉。”

以前那些声明在医学培训过程中共情减弱的研究基于一项认知共情的自我评估。在临床环境中，认知共情时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它使医生能够了解患者的感受，而不需要融入进患者的情绪。长期以来，情感共情已经被认为阻碍了医生诊断和治疗患者的效率。Decety与其芝加哥大学同事、心理学助理教授Greg Norman及研究生Karen Smith认为，在患者与医生的互动中，这两个方面的共情都很重要，因为医生必须能准确地感知和回应患者的情绪状态。

“Decety和他的团队指出，即使医学生可能认为自己的情感共情在减弱，而实际上，他们对患者情绪和观点采择的洞察力却在提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伦理学教授Jodi Halpern谈到，“这些认知技能将使医生能够更好地了解每位患者的特殊顾虑和需求。这一重要发现有助于建立帮助学生发展认知共情技能的课程的重要性。”

在这项研究中，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措施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促成医学院校共情能力变化的机制，也揭示了当前的医学文献中关于共情的差异和矛盾。

共情评估的不同方式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研究，对包括来自洛约拉大学、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129名医学生在其医学院校的前三年进行了跟进。该研究旨在对共情的不同组成部分进行客观评估。在每年的开始和结束时，学生们会完成一系列在线调查和行为任务。

第一项调查是杰斐逊共情量表，这是该领域最常见的自我评估调查表之一，并且主要评估认知共情方面。“我们试图复制以前使用这种自我报告的研究结果”，Decety表示，“事实上，我们确实看到评估分数在学生培训过程中下降，这与其它使用这种方法的研究一致。”

不过，研究小组对于认知同情的兴趣不仅仅限于一个自我报告。他们想弄清楚，共情的个别组成部分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因此，他们又设计了一项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该评估旨在根据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共情的文献以及潜在的大脑机制，可靠地区分同情心的两个方面。

每次会面时，学生需要完成一套电脑化的任务，目的是客观地评估他们识别不同精神和情感状态的能力以及对他人痛苦的敏感度。

与杰斐逊共情量表相反，在认知与情感共情问卷中，学生的分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具体来说，就是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在医学训练过程中都增加了。学生们对疼痛的面部表情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快速准确地识别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这项研究对医学培训期间共情下降的整体观点发出了挑战。作者写道：“我们发现，医学培训中的共情变化并不一定是负面的。研究过程似乎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并且说明了依赖单一的主观量度来评估复杂的心理构造会产生多大的问题。”

增强的共情方面（包括观点采择和理解他人情绪）被认为是对医生的共情最重要、最容易受教学影响而改变的方面。鉴于共情在临床环境中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对学生共情变化的表征和理解对于未来的教学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中观察到的变化也可能受学校的课程影响，这些课程旨在了解患者观点并将其传达给患者。许多医学院校（包括参与这项研究的上述学校）都有明确的共情课程，本研究的结果可能对这些课程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