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妇科医生、医学博士Stacy Tessler Lindau，妇科肿瘤学家、医学博士S. Diane Yamada，乳腺癌幸存者Michele Kerulis，医学肿瘤学家、医学博士Rita Nanda，外科肿瘤学家、医学博士Nora Jaskowiak

Michele Kerulis 是一位受欢迎的运动与健康心理学专家，在其职业生涯中致力于帮助他人。然而在两年前，在得知自己确诊为三阴性乳腺癌三期时，她不得不求助于他人。

身为一名运动员、健身教练及理疗师，Kerulis却表示：“我感到恐惧，完全不知所措。”家人和朋友陪伴在身边，给她关爱和支持。

其中一位朋友承担了为她在芝加哥寻找乳腺癌诊疗专家的任务，Kerulis 称其为“我的肿瘤学家搜寻者”。这位朋友通过在线搜索找到了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

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乳腺癌团队拥有整个诊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可提供综合性的治疗方案。专家们共同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不仅要让患者存活下来，更要保证其生活质量。由于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是乳腺癌临床试验的领先机构，患者在这里通常比在其他地方能够更快获得新疗法。

医学肿瘤学家、 医学博士 Rita Nanda邀请 Kerulis 参与一项临床试验，将 Keytruda（也称为派姆单抗）加入到高风险早期乳腺癌标准化疗中进行测试。Keytruda 有助于人体免疫系统抵抗肿瘤细胞，FDA 已批准将其用于其他癌症，包括黑色素瘤、肺癌和头颈癌。

乳腺癌试验 I-SPY 2的结果表明：在标准化疗中加用 Keytruda 使得对治疗有反应的患者人数增至三倍。

“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能有机会参与侵入性癌症的新疗法试验”，Kerulis 表示。

2016 年 3 月，Kerulis 开始联合治疗后仅三周，左乳房肿瘤和左臂下淋巴结的肿瘤已经萎缩。到八月的时候，她的乳房及淋巴结都没有疾病迹象。

虽然 Kerulis 经历了包括极度疲劳在内的副作用，但她在治疗过程仍然中继续工作。2016 年 7 月下旬，就在完成化疗之前，她在教练的陪伴下参加了芝加哥摇滚半程马拉松比赛。

“我无法改变自己确诊患癌的事实”，Kerulis谈道，“但是我一直关注治愈的机会并保持积极的心态，而不是只看到消极的情况。

“我有超棒的后援团，在家中给我精心的照料。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医生团队在我住院期间也对我多有关照。”

除了肿瘤学家、医学博士Rita Nanda外， Kerulis的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诊疗团队还包括一名乳房外科医生、一名妇科肿瘤医师、一名癌后性健康专家以及一名具有乳腺癌幸存者专业知识的内科医生。

了解 Michele Kerulis 的医疗团队

Rita Nanda，医学博士、乳腺肿瘤医学家

“并非所有的乳腺癌都是一样的”，医学肿瘤学家、医学博士 Rita Nanda表示。她是治疗三阴性、早发性以及遗传性乳腺癌的专家。“多年来，某些类型乳腺癌的治疗方案选择一直存在差距。”

Nanda 是针对高风险早期乳腺癌女性进行 I-SPY 2 临床试验的首席研究员。这项多中心试验一直在测试在标准化疗过程中加入新药是否比单纯标准化疗更好。

“I-SPY 2 试验中将派姆单抗加入标准化疗所得出的结果让我们倍受鼓舞”，Nanda谈到。她在 2017 年 6 月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会议上报告了该试验的数据。“这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为改变侵入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方案打下基础。”

Nora Jaskowiak，医学博士、乳腺中心外科主任

“Michele 对治疗的反应很好，” 乳腺癌外科治疗专家、医学博士Nora Jaskowiak谈道，“她乳房内的肿瘤逐渐‘融化’，没有证据表明她曾患病。”

这种“完全的”反应使 Kerulis 的乳腺癌复发风险很低。

Jaskowiak 解释说，部分或全乳房切除术可以减少癌症复发的机会。由于Kerulis 的 BRCA1 突变检测呈阳性，这表明她患另一种乳腺癌的风险增加，所以她决定接受全乳房切除术。

直到最近，像 Kerulis 这样的病人（在开始治疗之前发现淋巴结也受影响）也会接受全腋窝淋巴清扫术，切除其胳膊下方大量淋巴结。这种大面积的手术很难恢复，并使女性面临并发症风险，例如麻痹和称为淋巴水肿的手臂肿胀。

相反，在诊断活检期间，将特殊的金属夹放入长满肿瘤的淋巴结中。接着，在手术当天将一根小导线插入该淋巴结并注射示踪剂，以识别其他主要引流淋巴结，也称为“前哨淋巴结”。通过“标记”此特殊淋巴结并追踪其他淋巴结，Jaskowiak 可在乳房切除手术中轻松定位并切除部分淋巴结。

“因为治疗后淋巴结无病变，我们不需要切除太多淋巴结”，Jaskowiak 说道：“这大大减少了 Michele 患淋巴水肿的机会。”

S. Diane Yamada，医学博士、妇科肿瘤学家、妇科肿瘤科主任

2016 年秋季，妇科肿瘤学家、医学博士 S. Diane Yamada与 Kerulis 会面，就她患卵巢癌的风险以及预防措施的选择进行讨论。

“BRCA1 基因突变的女性在 85 岁以前患卵巢癌的风险为40%到60%”，Jaskowiak 谈道，“在 50 岁前切除输卵管和卵巢可将风险降低近90%。”

Kerulis 决定继续接受这种降低风险的手术。在乳房手术几个月后， Yamada在十二月使用微创技术为 Kerulis 实施了全子宫切除术。

Stacy Tessler Lindau，医学博士、妇科医生兼综合性医学项目主任

Kerulis 表示，在乳腺癌治疗结束后，她不得不“习惯一个新的身体”。她向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综合性医学项目（PRISM）主任、医学博士 Stacy Tessler Lindau 寻求建议和帮助。

患有癌症的女性可能会遇到与疾病和治疗有关的性问题。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PRISM 团队结合了妇科、肿瘤学、物理疗法、性疗法及心理肿瘤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帮助解决癌症治疗后女性的性健康忧虑。

“我们帮助女性了解自己的身体所发生的情况以及癌症后应如何应对性功能方面的常见变化”，Lindau 说道，“我们不希望有女性因此而困扰或孤单。Michele 想使自己的功能恢复并接受护理。”

Kerulis 很感激 Lindau：“Lindau 关注女性康复的整个过程。”Kerulis 现在担任 PRISM 患者倡导者，也是患者咨询研究委员会成员。

内科医生、医学博士Sandra Naaman，乳腺癌幸存者Michele Kerulis和肿瘤学家、医学博士Rita Nanda在Duchossois先进医学中心合影。

Sandra Naaman，医学博士、博士、内科医生

Sandra Naaman 拥有医学博士和博士学位，是一位内科医生，拥有乳腺癌患者存活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帮助 Michele 这样的患者应对癌症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副作用，并对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出建议”， Naaman 说道，“我们将重点从治疗转移到保持良好状态。”Naaman 在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位于芝加哥 Streeterville 社区的诊所中出诊。

“Michele 很努力，表现得非常好”，Naaman表示，“她现在非常健康，这对其他乳腺癌患者是一种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