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9月7日,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Cell Stem Cell(《细胞干细胞》)发表封面研究论文,报道了利用胚胎补偿技术在猪体内成功再造人源中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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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人体肝移植发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自那以后,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知的不断拓展,肝移植逐渐被认为是治疗各种终末期肝病的最佳方案。
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21)》,2021年,我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5272例、器官移植手术19326例。另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20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然而,阻碍这些患者的最大难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器官供体的严重短缺,全球平均器官供需比不足1:20。
以美国为例,现在有114000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手术,但每年只有3万人等到了器官进行手术,平均每天有20多人在等待中去世。全世界的科研人员尝试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器官移植短缺问题,其中比较具有应用前景的是异种器官移植。异种器官移植,就是使用其他物种的器官进行人体器官移植。
此前,有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基因编辑的猪肾脏移植到人体能够正常工作,且未发生免疫排斥。这是人类数十年来追求使用动物器官移植来挽救生命的重要一步。那么,异种器官移植是否将成为趋势?肝脏移植后人类是否就走向了疾病的治愈率?在肾脏移植这一领域,还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带着一系列的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外科学教授、全球外科副主席迈克尔·米利斯(Michael Millis)博士。Michael Millis博士是国际知名肝移植专家,是肝移植与胆外科手术领域的权威专家,并曾担任中国原卫生部的器官移植顾问,为中国的器官移植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21世纪》:您研究肝移植多年,能否介绍一下目前全球肝移植的临床现状如何?伴随着多种先进技术、药物的出现,全球肝移植临床取得了哪些突破性进展?
Michael Millis:根据国际肝移植学会(ILTS,International Liver Transplant Society)的共识建议,肝移植的适应证包括肝硬化、胆道病变、肝癌或急性肝功能衰竭等。在这一基础上,考虑患者个体的情况是否适合进行肝移植手术,从而排除有禁忌症的隐患,也是非常重要的。
肝移植手术的日益成熟,让众多生命得到延续,根据大部分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接受肝移植手术的患者一年存活率超过90%。 可以说,肝移植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巨大成功。当然,所有的器官移植始终面临着捐赠者数量问题,希望捐赠者的数量会增加,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我们的研究人员一直没有停止向前探索的脚步,可喜的是,医学理念和技术也随着这种探索而不断进步,为患者们带来了更多的好消息。
医生们不再仅仅关注手术成功率和围术期安全,也更多关注到了患者后续的生活质量;肝移植的适应证也逐步在拓宽,一些新的药物和技术在晚期肝癌的降期治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肿瘤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还有分子靶向药物的不断创新等,为晚期肝癌患者创造了接受肝移植治疗的可能性。
同时,器官保存方面的技术也在改进。最近,一种可以将肝脏和其他器官保存更长时间的泵(Pumps),在某些情况下被开发了出来,这门技术还支持在移植手术前对捐献器官的功能进行评估。
目前受到关注的干细胞研究、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科学研究和多学科的融合发展,都有可能为肝移植提供更大的想像空间。
《21世纪》:肝移植作为肝癌根治性的手术选择,可以挽救很多患者的生命。那么,临床上哪些肝癌患者可以考虑做肝移植?关于肝癌肝移植的适应症问题,目前国内外还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请您谈谈对此的看法。对于患者及家庭来说,最关注的就是肝脏移植后的治愈率,目前从数据上如何体现?
Michael Millis:“米兰标准”由Mazzaferro等于1996年提出,是具有广泛接受度的判断患者是否可以考虑肝移植的标准之一,具体为:①单个肿瘤直径≤5cm;②多发肿瘤≤3个,最大直径≤3cm;③无大血管浸润及肝外转移。它大致确定了可以从肝移植手术中获益的患者的类型。一些医学机构会为肿瘤特征不符合米兰标准的患者进行肝移植,其中也会有成功的案例,但是通常来说,如果肿瘤特征超出米兰标准越远,成功率就会随之下降。
判断哪些患者适合做肝移植,除了米兰标准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参考标准,比如杭州标准、UCSF标准等,目前全球普遍认为,我们在建议病人做移植手术的出发点是,考虑哪些患者可以从这种治疗方式中获得最大益处。随着医学的发展,希望对于肝移植受者考虑实际情况,最终实现个体化治疗。
就癌症病人而言,如果患者的肿瘤特征符合米兰标准,那么他在移植后复发的概率就比较低。相对的,如果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的肿瘤特征超出了米兰标准,那么复发的风险就会增加。
美国研究人员曾比较了符合米兰标准和米兰标准外的肝细胞癌(HCC)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总生存率、无复发生存率等情况,结果显示,米兰标准下的患者5年移植后的总生存率(71.3%)和无复发生存率(68.2%)更高,即便是接受了降级治疗的米兰标准外的患者,数据表现也更低一些,总生存率为64.3%,无复发生存率是59.5%。
《21世纪》:肝脏移植后是否会有复发情况出现?会带来哪些问题?为了降低移植术后的疾病复发,提高患者长期生存,目前可以有哪些积极的措施?未来,在这方面还有哪些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需求或者方向?
Michael Millis:根据一些相关机构的数据,肝癌患者进行肝移植术后的5年复发率在30%以上左右。如果HCC肝移植的适应症逐步扩大,那么复发的风险可能也会增大。也有临床研究数据显示,复发情况更多集中在移植术后的2年内,因此在肝移植术后,患者需要进行密切的术后监测,包括实验室检验和影像检查。以便及早发现异常指标,进行医学干预。
国际肝移植学会(ILTS,International Liver Transplant Society)的共识建议中提出,对于如何提高肝移植受体的康复水平,目前的研究和结论总体还尚显不足,这也点明了未来对于肝移植研究的关键领域,鼓励人们共同努力寻找明确的答案。
正如前面提到的,如何提高患者的康复水平和生存率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关键方向。我们已经看到了手术技术、医疗器械以及各种疗法的进步,我们还需要更有效的药物,可在移植前后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化疗服务。
肝移植涉及的病种其实是比较多的,行业需要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希望通过科技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促进多学科的融合,让更多需要移植手术的肝病患者能够受益。
《21世纪》:一直以来,肝源稀缺的问题也备受社会关注,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肝源的极度短缺的问题呢?在国际上有没有应对这一问题的先进经验及探索方向?
Michael Millis:这是一个全球都在面临的问题,也是器官移植为个人和社会带来巨大福利的结果。在中国,黄洁夫致力于建设民众参与的器官捐献系统,这个系统刚成立10多年,中间还经历了疫情,但就器官捐献者/百万人口的比例而言,这个系统已经是亚洲最成功的。中国很有希望通过民众参与的器官捐献计划继续增加器官捐献的数量。
《21世纪》:在临床领域,需要先进的专家来推动临床进步,但目前优秀人才稀缺也是一大问题。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对于全球优质临床人才的缺乏这一问题怎么看待?又是如何为全球输送高质量人才的?
Michael Millis:芝加哥大学自始至终保持开放的态度,我们很乐意通过国际合作分享专业知识。芝加哥大学与很多中国的高校和医院进行了合作,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等。武汉大学一直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改革方面的合作伙伴,在2008年,芝加哥大学和武汉大学就已经签署备忘录开展合作,随后,多次进行续签。
15年来的携手,不仅帮助提高了武汉大学的医学教育水平,为包含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的医学教育改革树立了一个典范,也为中美教育合作提供了借鉴。2023年,芝大和武大继续并肩,深入推进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专科医师培训方面的工作。未来,我们在住院医师互换等方面可能也会展开深入的合作。
《21世纪》:根据您多年的合作观察,您觉得目前中国医学教育存在哪些普遍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有哪些建议?国际上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供参考?
Michael Millis: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医学教育课程种类庞杂,这让普通民众难以理解,这种情况也会导致很多一流的医学中心人满为患。另外,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可能也需要对学生的课程设置、培养时间和阶段性成果评估进行标准化的规范。
《21世纪》:最近中国科研团队的一项新研究显示,他们在猪体内成功培育出人源中期肾脏,这也是世界范围内首次报告人源化功能器官异种体内培育案例。借此想跟您请教一下,异种器官移植是否将成为趋势?异种器官移植的未来是否一片光明,存在哪些机遇与挑战?
Michael Millis:除了中国科研团队的这项突破,实际上,就在9月22日,美国的相关机构宣布,他们在20日再次进行了“猪心移植”手术。
统计数据显示,仅中美两国年均新增器官衰竭患者数量就达到数十万,但仅有一小部分患者能等到他们的器官提供者。供体器官的短缺目前依然是对移植手术的重要限制,因此异种移植日益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从解决供需关系的矛盾来看,异种移植的前景是光明的。近年来,像 CRISPR(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这类生物医学在蓬勃发展,CRISPR技术是一种基因编辑技术,在异种移植中已经得到了应用:猪的基因组中存在一种被称为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PERV)的序列,直接将猪的器官移植入人体可能会引发潜在的健康问题,利用该技术可以将序列敲除,减少移植带来的风险。此类技术的发展,为实现未来的美好愿景点燃了新的希望。